等待收獲的越南機會

　　越南，正在表達強烈的傾訴欲。

　　他將講述的，是一段讓中國人既陌生而熟悉的故事。這陌生和熟悉，以30年為界。

　　陌生，是因為由今天復溯30年以內的體驗里，我們在自然而然的開放過程中去接近經濟自由，這期間并非有任何驟變的能量去推動市場變遷，這是順勢而為；熟悉，是因為由今天重歷30年以外的視野里，我們自覺的去變革制度、驅除封閉而向資本坦露腹地，這路徑急轉帶來的一番豁然，成就了今天全球市場中的最強勁的發展態勢，這是變則通。

　　是的，越南正在經歷我們曾經經歷的改革開放。

　　這個身處中印之間、依附大湄公河流域的社會主義國家，正以勃興的態勢，向世界資本供給“越南機會”。

　　入世，播種“越南機會”

　　改革的念頭，在越南決策者的腦海中初生，是在1988年。這已經是越南全民轟轟烈烈的爭論并進而反思那場聲色記憶已趨淡泊的戰爭，之后的第4個年頭。

　　也就是那時，越南的近鄰們，這些今天被稱為“東盟十國”的國家開始各自醞釀自己的發展謀略，經濟勃發之勢在環北部灣沿岸，隨處可見。

　　1987年，越南國家政府頒行《外國投資法》。在越南外交部副部長武勇看來，這是越南“開放國門，尋求變革”的標志性事件。

　　據越南國家政府統計，自1987年以來的20年間，越南經濟增長的速度一直保持在高位，每年的GDP平均增幅達到7.5%。直接的受惠于《外國投資法》，已有77個國家和地區的8千多項目已經或者正在這片32.96萬平方公里的狹長土地上生長。

　　投資之外，是高速的貿易突進。越南與220個國家地區和經濟產業區域存有貿易關系， “僅2006年，我們的進出口總額就達到將近1千個億美元的水平。”武勇在替國家算帳。

　　內在訴求，很容易得到外部響應。

　　2006年11月，經過艱難卻也順利的談判，越南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國。

　　其艱難，是11年的談判同時跨越了越南國內改革最艱巨的攻關時期。武勇回憶，“國內的經濟貿易正在經歷自由化市場的改革”。越南承受改革的壓力，在和WTO成員國之間的談判過程中，陡然倍增。后發國家以開放為路徑、以孱弱的國內產業正面全球資本強勢角逐為代價、從封閉走向開放市場的故事，開始在越南身上重演。

　　其順利在于，越南人自己的期望最終得到了兌現。

　　高盛最新的研究報告評價越南，“在新鉆11國里，只有這一個國家在過去5年時間里的增長速度達到與中國、俄羅斯以及印度相當的水平。越南的資本市場在新鉆11國中是表現最好的”。

　　在武勇那樣的越南決策者看來，道理很簡單。只有改變自身才能適應國際規則。WTO猶如一針強心劑，它強烈的刺激并推動著越南服務業領域、貿易領域、金融領域的開放與成熟。而改革又猶如鏈式反應——越南的國有企業改革，帶動了部委的權屬改革；稅收改革，進一步凸顯引資的優惠措施；民主改革，空前地賦予民眾和私營業主空前的自主權；乃至政黨改革，越南最終走在了前面。

　　“我們正在落實轉向市場經濟的開放政策，作為鼓勵國內外私人企業以及大力推動出口來建造國家經濟的重要動力。”越南計劃與投資部外資局副局長阮春忠分析越南近年來經濟發展的原因所在。最近，計劃與投資部的工作重點，已經確定于持續的指引政府的相關部門去實施越南向世貿組織保證的有關承諾的落實。

　　隨著2006年《投資法》、《企業法》相繼頒行，越南改革持續加速。政府方面改善行政手續以及國家機構的設置，以便提高政府的效力和行政效果，有效的阻止破壞市場環境的政府腐敗行為。對行政手續在各領域和級別上出現的難題進行核對，以便使得經營投資的所有規程、手續，簡化和公開化。這些行政手續的變革，恭敬般的為“引資招商”服務——其廣泛的涉及“土地審批、建筑、海關報關通關、進出口、項目招投標”等等內容。

　　2010，越南“輪廓”

　　越南，正在勾勒自己未來的輪廓。

　　2008年1月3日，越南國家計劃投資部對外公布了其未來三年后“引資入越”的目標——越南計劃在未來的三年吸引境外直接投資600億美元。把這個數字放在越南的“五年計劃”中，意味著，越南要在2006年到2010年之間，引進外來資本進入境內總額達到900億美元的規模。

　　這種跨越，甚至稱之為“飛躍”更合適的引資計劃，建立在越南已經取得的成績基礎上。越南2006年已經引進海外資本105億元，2007年時又有203億美元“入賬”。這一年的增幅已經達到90%以上，接近翻一番。因此，越南在“五年計劃”的頭兩年已經取得的320億的規模上，謀求600億“增殖”，只是翻兩個番的容易事。

　　在高盛看來，越南和伊朗一樣，已經具備了在不久的將來與德國一樣富裕的潛力。這種以自信支撐起來的“成長性”，正在得到全球資本持有者們的認同和發現。

　　這個身為“新鉆11國”之一的國度，將與其他10個國家一起演繹國民財富增長的故事，然而，越南，顯然是主角。

　　“在11國之中，越南的增長潛力將最為壯觀，其在未來25年的收入增長將超過5倍，甚至6倍”。——這是國際投行的評估。

　　在宏觀數據之外，越南開始把2010年的“輪廓”拆解細化，各個行業都有了清晰而具體的“線條”。

　　2005年，越南全國鋼鐵消耗648萬噸，但在越南的經濟掌舵者看來，這難以支撐起越南經濟的高速發展。到2010年，他們的需求是1000萬噸；到2015年是1600萬噸；峰值2000萬噸很可能在2020年達到。

　　盡管事實上，越南鋼鐵行業目前只處于低水平的發展階段，鋼鐵生產完全依靠鋼坯和半成品的進口，而且，“分散、不穩定、不成規模”的形容詞加之于這個被期待擔綱國民經濟支柱的行業身上。

　　另外一種支撐基礎建設的“權重”材料——水泥，越南同樣以自身龐大的需求預估來刺激行業生產投資。越南建設部預測，2010年全國水泥的需求量約為5000萬噸。盡管從2006年的產量來計算，這個需求的增幅保持在年均11%左右，但是，建設部還是更樂觀的估計，到2010年，越南全國水泥的產量已經達到6000萬噸。這意味著，越南反而要在這個標志性的時間節點上，徹底扭轉供不應求的局面，實現自給。

　　2010年，越南的發電能力已經達到年發電930億度，這相當于現在的1.5倍。但即便如此，2010年，你還是要避免成為越南國內10%用不到電的農戶之一。

　　2010年，不論個人是否樂意去這樣做——但越南至少能夠供給的人均消費塑料量，是在現在規模的基礎上保持年均25%的增長速度，持續上5年。越南規劃委員會統計，2005年，每個越南人消費12公斤塑料。

　　2010年，越南出口防止服裝產品達到100億元，比2006年幾乎翻了一倍；2010年，在新投入食品生產領域的10億美元的澆灌下，“面條、方便面、糖果、餅干”都開始源源不斷的從流水線上生長出來。

　　貿易數據，同樣被寄予厚望。

　　越南政府曾清晰表述，希望在2010年實現對外進出口貿易的順差。盡管這個數據在越南改革開放的20多年里，曾經在1992年偶然有過“曇花一現”。

　　但這被認為是最難完成的目標——在其他目標的激勵之下，越南只會繼續以“漲停”的姿態去擴大進口，而越盾的貶值以及被關稅放大了的進口額都仍是拉開進出口差距的重要動因。

　　越南：硬實力與軟肋

　　世外桃源，對資本來說是“禁果”。因為，它必須能夠與外部世界便捷的聯通，融入全球化市場才成為可能。

　　陸地上，早在1995年，馬來西亞就提出了東盟國家合作修建泛亞鐵路的構想。這一構想，引發了東亞經濟區域內廣泛的討論和爭議。這一極大重構區域內“級差地租”結構的交通命脈的路線確立，成為了各國利益角逐所集中的焦點。

　　最后確定的“中-東線”防線，似乎是多方能夠接受的平衡結果，而越南恰可能成為這個方案的最直接收益者——“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萬象-清化-河內-憑祥-崇左-南寧的鐵路通道”方案，以運營里程短、運營效率高、連接節點經濟地位重要而被多方接受。

　　河內、清化省居于線路中心位置，上聯中國西南地區，并進而連接廣闊的華中腹地；下聯東南亞陸路各國。貿易的價值在于關節點的確立，香港等國際貿易樞紐的例證在旁。

　　水運上，越南同樣位置特殊。一方面是，越南狹長的國土幾乎包裹了整個北部灣海域的“西壁”。目前，越南有9個大型港口，266個海港。即使這些海港的吞吐能力還不值一提，但是天然的區位優勢正在隨著“東盟10+1”的北部灣戰略的敲定而發揮出來。

　　西岸的越南港口群，正在與北岸中國廣西正在整合中的北海港(欽州港、防城港、先北海港)，東岸的中國海南洋浦港、菲律賓的港口群，南岸的新加坡、印尼一道合圍這個地球上最有可能達到與歐盟一體化相當程度的經濟區域。

　　另一方面是，越南占據湄公河的入海口，而這條溝通中南半島內陸國家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的河流，正成為沿途國家之間物流貿易交往的重要通路。目前，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計劃(GMS)實施建設的湄公河工程正在順利推進之中。從數字上看，至2010年瀾滄江-湄公河航運貨運量將達到150萬噸，客運量達到40萬人次。

　　武勇透露，“在國際資本的支持下，越南正在提升諒山-海防-廣寧公路和籌備建設河內-老街高速公路的建設。”

　　人為的把越南潛入宏大的交通網絡之外，是越南天然的“硬”能源網絡中特殊地位。聯合國發展署發布報告，越南、緬甸和柬埔寨桑拿過的石油儲量至少有116億桶，以每桶60美元計算70美元計算，價值近8000億美元。

　　對于亢奮的資本而言，越南并非沒有軟肋。

　　改革開放的意志在高層決策者腦海中蘇醒和在基層行政網絡中得到徹底的落實需要一個過程，這過程時常比港口的建設和道路的修葺還要慢，因為它需要的是思維慣性上的轉向。

　　曾有中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經營業主抱怨，“中越試行農產品的進出口零關稅的政策，并不能在具體的外貿交易中實現。”在個別口岸、個別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的執行國家政府的決策和意志。

　　而另外一方面，大膽的開放總是伴生著謹慎的情緒，緊繃的神經也再讓效率大打折扣——這在任何一個試圖可持續發展的國家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情況，只要它的確期待自己的可持續發展之時。

　　“我們在越南投資設廠生產汽車，竟然，每一臺出廠的車都需要經過查驗。”有經營業主顯然是在向臺上的越南地方中央的決策高層們諫言，“這樣不僅手續繁瑣，生產效率降低更為關鍵的是，生產成本高企；這并不是成熟的市場做法。”

　　過度的下放權力，實踐民主的同時，犧牲了效率。越南也有墜向“印度模式”的危險。雖然政府機構改革中下放了一些審批權，如經營執照登記、投資證書登記、投資許可簽發等，但投資者申辦的各類行政審批手續的環節倍增，消耗的時間過長。

　　此外，即使基礎設施的建設速度一再提速，在“底子薄”的基礎上即使獲得更大的發展增幅，但是，基建仍然成為越南在吸引資本過來并試圖留住它時的短板所在。越南正在對癥下藥，希望把資本的注意力放在基建這個瓶頸的本身上——這也是越南國內建設工地上常見外資身影的主要原因。

　　人力資源也是問題，越南國內經過培訓的勞動工人比例只達到30%的水平，技術熟練工人少，為高新技術工藝服務的技師就更少。

　　而讓張先生擔心的是，越南的經濟發展尚未真正的爆發出來，但是土地的價格已經向上攢動，土地成本的“發力過早”直接成為資本駐足越南首要考慮的成本項。張是一家越南投資咨詢公司的顧問。

　　另外的聲音是，越南高增長的引資速度可能遭遇到了其容納的限度。

　　高盛的研究報告分析，過去十年的投資率，越南達到了29%的水平，這些經濟體(報告還提及了中國、印度等國)很可能已經達到了他們吸引投資的容量限度了。

　　“他們已經在快速增長，很難在繼續保持投資高增長的同時避免整體經濟的不均衡——如長期通貨膨脹，以及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張先生從總體上評價，“越南政府開放、積極引資，政治發展穩定。其積極參與國際經貿社會，享有國際社會給予多項優惠。”

　　與這些利好因素比起來，越南的“軟肋”并不算什么，他仍然是可以期待逐步強健起來的。
《新生代調查》